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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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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著作權法律制度建立及發展

      發布時間:2018-09-30 14:43:06

      1990年9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在過去近30年的時間里,這部法律歷經兩次修訂,為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鼓勵有益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作出了應有貢獻。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本期周刊特別刊發專家文章,就我國著作權法律制度建立的時代背景、歷史意義及現實影響進行回顧與梳理,以期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這部法律的發展歷程,為未來發展完善獻智慧。


      40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其意義不僅僅限于全黨全國工作重心的轉移,而且關乎結束“文革”10年浩劫后,我國面臨各項事業百廢待興、思想路線撥亂反正、發展路徑如何選擇的重大現實問題,更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從而揭開了我國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帷幕。

      改革,就是要革除各種阻礙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堅持實事求是,探尋符合我國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路徑;開放,就是要擯棄閉關鎖國的僵化思維,打開關閉的國門,融入國際社會、加強國際合作、遵守國際規則,拓展我國的國際發展空間。

      正是受改革開放精神的鼓舞,從1979年起飽受“文革”極左思潮壓抑的廣大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者,為改變文學藝術創作萬馬齊喑,廣大作家的創作活動得不到鼓勵,創作成果得不到尊重的局面,發出了啟動著作權立法的時代呼喚,為我國制定著作權法提供了輿論準備。也許是機緣巧合,我國對外開放邁出的第一步是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

      1979年1月的中美建交,使兩國在經濟、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步入正軌。就在中美建交當月,雙方簽訂的《中美高能物理協議》提到了相互保護著作權問題。此后,雙方在商談經貿合作過程中,美方再次提出著作權保護問題,希望中國在尚未完成著作權保護立法之前,雙方按照世界版權公約的規定保護彼此的著作權。

      為履行中美雙方科技與經貿有關磋商及協議做出的承諾,當時的國家出版局于1979年4月向國務院呈報了《關于中美貿易協定中涉及版權問題的請示報告》,建議我國著手制定著作權法。該報告經國務院轉請黨中央,得到相關領導批示,希望盡快著手,組織班子,草擬版權法。為此,我國著作權立法正式啟動。

      經過11年的艱苦努力,1990年9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新中國第一部《著作權法》正式誕生。


      《著作權法》誕生的歷史意義

      《著作權法》作為改革開放的產物,在中國著作權保護法律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著作權法》的頒布實施,實現了著作權法律保護從“立起來”到“用起來”的歷史轉變。

      《著作權法》在中國歷史上,不是第一部著作權保護方面的專門法律,但是其歷史地位不容否定。作品作為著作權保護的客體,是先于著作權保護制度之前存在的。作品成為著作權保護的對象,需要滿足兩個前提。一是技術發展,二是市場需求。中國作為有著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和四大發明的故鄉,注定與著作權保護制度有深厚的歷史淵源。

      自人類社會產生后,作為“人”就有了區別于其他動物的智力創作活動,而這些智力創作活動的成果一般表現為語言和符號(文字)。但由于缺乏相應的技術手段支持,這些成果受困于始發地無法對外傳播,故此形不成基于交換的市場需求,也就無所謂權利而言。

      我國四大發明中的造紙術的出現,解決了作為智力成果的語言和符號(文字)低成本固定問題,為智力成果的對外傳播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而印刷術的發明和運用,解決了智力成果的跨地域傳播問題,使智力成果的市場交換成為了現實。可以說,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與運用,為著作權保護制度的產生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持和物質保障。造紙術與印刷術的廣泛運用不但成就了中國的出版產業,而且催生了我國南宋時期以保護出版者權利的歷史事件,即刻印在《東都事略》一書中“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復板”的牌記。這一牌記稱得上是著作權保護歷史上最原始的雛形。但遺憾的是,由于中國社會長期處于相對封閉的自給自足農耕狀態,缺乏商品交易的成熟市場機制,未形成作品的廣泛市場需求和行業競爭,即便在當時我國技術發明和運用處于相對領先地位、且已經出現著作權保護萌芽情況下,現代意義上的著作權保護制度沒有首先在中國形成。相反,處在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憑借不斷進步的工業技術和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于1710年創立了現代意義上的著作權法律保護制度,頒布了保護作者權利的《安娜女王法令》,開啟了全球著作權法律保護的歷史進程。

      200年后的1910年1月,中國清朝政府頒布《大清著作權律》,開創了中國現代著作權法律制度的先河,在中國著作權法律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隨后,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政府分別于1915年和1928年頒布了《北洋政府著作權法》和《中華民國著作權法》。這也表明自清朝政府以來,舊中國不同時期的政府均頒布過著作權法。然而這3部著作權法律,隨著清朝政府的倒臺,以及在1949年之前,我國長期處于內憂外患和極不穩定的社會狀態下均未得到有效實施,其制定的相關規范也未真正惠及到所有作品創作者。

      《著作權法》的頒布實施徹底改變了上述狀況。改革開放后的今天,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人人都有進行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創作的自由,每個人的創作成果都會得到社會的尊重,人人都可以拿起著作權保護這一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基于創作作品享有的權利,中國的著作權法律保護制度真正實現了從“立起來”到“用起來”的歷史轉變。如果說在中國著作權保護法律史上,《大清著作權律》因實現了“立起來”,而具有里程碑作用,那么《著作權法》則以落實了“用起來”,同樣具有里程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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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著作權法》的頒布實施,體現了對人的創造性勞動及其成果的尊重與保護。

      著作權保護是對人及其創作成果的尊重與認可,是基本人權觀念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具體體現。中國傳統社會崇尚儒家文化,推崇“仁義禮智信”的社會價值取向,但也存在“竊書不為偷”等不尊重知識的社會陋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由于長時間推行計劃經濟體制,一切社會資源統一由國家調控,對知識的尊重和保護也沒有引起全社會的足夠重視。在如此的大環境下,社會公眾對基于創作作品產生的著作權更是諱莫如深。

      改革開放這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使國家、社會和公眾對知識與創新,以及著作權保護的認知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民主法制建設進程的加快,1982年12月,國家頒布的《憲法》第四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國家對于從事教育、科學、文學、藝術和其他文化事業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創造性工作,給以鼓勵和幫助”,從《憲法》層面為保護著作權提供了法律依據。

      1986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其第九十四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著作權(版權),依法有署名、發表、出版、獲得報酬等權利”,第一次以國家基本法的形式明確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包括精神和經濟雙重性質的著作權。

      1990年9月頒布的《著作權法》則將《憲法》和《民法通則》確定的著作權保護精神和原則具體化,全面規范了著作權保護的主體、客體、權利限制、權利行使、法律救濟等內容,形成了較為系統的著作權保護專門法律,基本解決了著作權保護的可操作性問題。

      從1982年《憲法》有關著作權保護的原則性規定,到1986年《民法通則》對著作權權利保護的基本確認,再到1990年《著作權法》對著作權保護的系統規范,不僅從法律層面揭示了著作權法律制度的形成,更是彰顯了國家和社會對尊重知識觀念的改變、對創作精神的尊重、對創作自由的確認、對創作成果的保護。充分體現了《世界人權宣言》有關“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文化生活、享受藝術,并分享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人人對由于他所創作的任何科學、文學或美術作品而產生的精神和物質的利益,享有受保護的權利”的人權精神。著作權法律保護制度在我國的建立,表明我國在人文理念方面取得了明顯的社會進步。

      (三)《著作權法》的頒布實施,成就了我國版權事業和產業由小到大的發展飛躍。

      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不但創作出《詩經》、《論語》、唐詩、宋詞、元曲,以及《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紅樓夢》等享譽全球的文學名著,也養育了杜甫、李白、關漢卿、曹雪芹、巴金、矛盾等文學巨匠,為人類文學藝術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提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我國的文學藝術創作呈現出的繁榮景象,極大地豐富了社會大眾的精神生活。但是這種繁榮局面在“文革”期間被一步步摧毀殆盡,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創作幾乎到了崩潰邊緣的景象。人們不會忘記“文革”結束后,國人對改善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與渴望,《中國青年》《青年文摘》《當代》《十月》《小說月刊》等文學雜志一刊難求的場景。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創作處于凋零狀態,既談不上著作權法律保護,更談不上版權事業和版權產業的發展和繁榮。

      《著作權法》的頒布實施,則將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創作枯竭凋敝的局面拉了回來,重新激發了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創作者的創作熱情,我國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創作與運用逐步進入穩步發展的快車道。經過著作權法律保護20多年的社會實踐,我國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創造與運用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釋放,社會精神文化需求空前高漲,進而推動了版權產業的快速發展。

      據統計,2016年我國出版圖書近50萬種、制作電視劇334部近1.5萬集、拍攝電影772部、制作動畫片425部232135分鐘、軟件登記量超過40萬件;版權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達54551.46億元,行業增加值占全國比重達7.33%。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作品創作運用大國。《著作權法》的實施,助推了我國版權事業和版權產業由小到大的發展飛躍。


      《著作權法》的歷史局限與不足

      客觀地講,《著作權法》的制定借鑒了國際社會的成功經驗,基本符合我國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基本國情,是一部比較好的法律,對鼓勵智力創造,保護智力成果,促進著作權運用,推動我國經濟、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但是,從《著作權法》頒布前我國所處的著作權保護歷史環境,以及其實施后我國面臨的國內國際發展態勢看,明顯存在兩個不足:

      (一)《著作權法》是在我國處于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形成的,其立法存在先天基礎準備不足。

      1.改革開放之前,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制度,客觀地講,著作權作為市場經濟與科學技術相結合的產物,在不承認私權的單一計劃經濟環境下,是不具備民事法律調整的社會基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對著作權的保護是通過非法律性質的政策來調整的,而這些由政府主導的政策,一是時斷時續,凡遇大的政治運動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甚至暫時中斷;二是調整面窄,主要涉及書報刊出版領域,沒有體現出著作權保護的全面性和核心價值。這也反映出在《著作權法》頒布之前,我國缺乏著作權保護法律意義上的社會實踐。

      2.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強調資源共享,知識私有幾乎成了理論探討的禁區,而著作權作為具有人格和財產雙重性質的私權,自然成了被排斥在理論研究和學術探討大門外的“另類”。直到改革開放之前,在我國仍鮮見著作權法律保護方面的理論性文章,也沒有涉及著作權問題的公開刊物,更遑論學術專著。沒有理論的指導,就沒有對事物發展規律的準確把握,而《著作權法》就是在我國缺乏成熟的著作權法律保護理論體系的條件下產生的。

      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一直推行以政府主導、政策先行的著作權保護模式。因此,不能簡單地說沒有著作權保護制度。但嚴格講,至少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沒有通過立法機構制定著作權保護的相關法律、法令,沒有形成法律意義上的著作權保護制度。在缺乏著作權法律保護社會實踐支持,缺乏著作權保護成熟理論體系指導的前提下,我國在著作權立法問題上是無經驗可循的。《著作權法》是在缺乏立法經驗、通過自我探索和積極借鑒情況下產生的。

      沒有著作權法律保護社會實踐支持,就很難精準把握我國著作權保護當時所處的客觀社會現狀;沒有成熟系統著作權理論指導和學術支撐,就很難科學預測我國著作權保護未來發展的基本趨勢;沒有著作權保護的立法經驗的積累,就可能導致他人經驗在我國的簡單重復。因此,社會實踐、理論體系和立法經驗相對缺乏條件下產生的《著作權法》,存在歷史的局限性是自然的。

      (二)《著作權法》是在國內國際形勢深刻變化的條件下實施的,其規范本身存在后天養分補充不足。

      《著作權法》實施以來,我國面臨的國內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1.我國成功實現了經濟轉型和社會轉軌,確立了市場經濟制度,社會利益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市場經濟制度的確定,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就是私權得到確認和尊重。著作權作為一種私權,不僅在知識產權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整個民事法律體系中也占有重要一席。《著作權法》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產生的,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烙印,行政之手介入著作權保護事務在所難免。為適應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現行的《著作權法》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

      2.全球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特別是數字、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深刻地改變了作品創作、傳播和授權使用的傳統方式。打破了作品創作者與傳播者的傳統分工,打破了傳播行業界限分明的格局,打破了內容提供者和技術服務商的界限。同時豐富了著作權客體的內容,催生了新興的版權業態,對傳統的著作權保護制度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和挑戰。為適應這種挑戰,現行《著作權法》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

      3.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凸顯了知識產權的極端重要性。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包括著作權在內的知識產權已經成為國際經貿關系的重要載體,知識產權問題改變了國際經貿關系的基本格局,其載體形式由《關貿總協定》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兩項,演變為《世界貿易組織》“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三足鼎立。創造、擁有和使用知識產權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各地區搶占經濟發展制高點的重要抓手。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必須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對《著作權法》進行相應的調整。

      4.國家發展理念發生了根本變化,由“資源消耗、投資拉動”向“資源節約、創新驅動”轉變。創新已經成為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的中心環節。而作為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已經成為保障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戰略性資源。國家制定創新驅動戰略,強調產權保護,推進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適應國家發展理念的改變,鼓勵創新意識、保護創新成果、促進創新運用,《著作權法》應該進行相應的調整。

      《著作權法》頒布實施以來,雖然經歷了兩次修訂,但都是在“被動”情況下進行的局部性修改。2001年10月完成的第一次修法,是為滿足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基本條件,主要對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規定的條款進行了修改。2010年2月完成的第二次修法,僅為履行世界貿易組織貿易爭端裁決,對個別條款進行了修改。但是,《著作權法》實施20多年來,面對我國國內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立法者沒有對其進行主動的、系統的、全面的調整。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新特點、新問題,《著作權法》存在不足是不言而喻的。


      《著作權法》時代缺憾的現實表現

      (一)對著作權的保護不夠,難以有效遏制侵權行為,不足以激勵創作者的積極性。

      《著作權法》正式施行以來,我國作品創作、運用和保護的社會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是不爭的事實。在肯定成績時,不得不承認當前我國侵權盜版現象還普遍存在,在特定時段和特定領域甚至還比較猖獗。這一問題的存在,故然與著作權人維權意識還不夠強,行政、司法執法力度不夠到位有一定關聯,但是從根本上講,問題主要還是出在法律制度不盡完善上。比如,《著作權法》對有關保護客體的定義不夠科學,給人以較大的解讀空間,不同的解讀運用到行政和司法救濟實踐中,就會出現同案不同判現象,從而影響社會公平正義。再如,不夠嚴謹的“列舉式”立法模式,同樣給人以較大的解讀空間,不同的解讀,可能導致部分作品被排斥在權利保護之外,而某些客觀存在的侵權行為因未列舉在侵權責任條款中,可能會躲過法律制裁。更為突出的是,我國法定許可制度的不科學和不完善,放任了作品使用者不履行法定付酬義務,嚴重損害了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我國是使用法定許可較多的國家,這是由我國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為滿足廣大公眾的精神需求、促進文化繁榮和產業發展,對著作權人的權利進行適當的限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這一限制是以保障著作權人的獲酬權為基本前提的。在法定許可狀況下,如果著作權人的獲酬權得不到保障,就是對著作權人權利的剝奪。而在實踐中,由于法定許可法律救濟機制不完善,單個權利人幾乎不可能掌握其作品被使用情況。權利人即使通過一定渠道了解到自己作品被使用的情況,但囿于適用于法定許可一般為短小作品,且多為異地使用,再小的訴訟成本都遠遠大于通過訴訟的獲利而放棄維權。而享有法定許可制度好處的作品使用者,正是抓住了法定許可存在的制度缺陷,認準了著作權人在法定許可條件下不可能自我維權的軟肋,普遍不履行法定付酬義務,且鮮有受到法律制裁,從而極大地損害了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極大地損害了作品使用者的社會信譽。當然,如果把不履行法定許可付酬義務的責任全都推給作品使用者也是不公平的。因為法定許可實行20多年來,國家在法定許可的特定領域從來就沒制定相關的付酬標準,無章可循也就成了作品使用者為自己不履行法律責任開脫的最好理由。

      正是由于《著作權法》自身的不夠完善,侵權盜版行為人才有可乘之機,侵權盜版才會有一定的市場,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創作者的合法權益才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其創作積極性才不能得到充分的釋放。

      (二)著作權授權機制和交易規則不暢,難以保障使用者合法、便捷和有效地取得授權和傳播使用作品,不利于版權產業的健康發展。

      人們常說,著作權是一種特殊的民事權利,這是不言而喻的。比如說,針對物權而言,兩相比較:物權的特點是載體與權利的一致性,擁有載體通常情況下就擁有權利,其權利在同一時間只能在同一空間,由特定的人使用,權利的行使適用點對點的授權許可方式。而著作權的特點是載體與權利的分離性,擁有載體并不當然擁有權利,其權利在同一時間,可以在不同的空間、面向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權利的行使不能簡單采用點對點的授權許可方式,特別是在解決海量需求問題上更不適用點對點的授權許可方式。

      著作權的這一特點反映在現實生活中,從著作權人的角度看,其一部音樂作品一旦發表,在同一時間,會被不同地域、不同的人,分別以出版、錄音、演唱或者演奏的形式使用,而這種使用單憑著作權人能力是無法控制的,必須借助科學合理的授權機制和交易模式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從作品使用者的角度看,作為一個新聞媒體也好,還是音樂公司也罷,每天需要使用來自世界各地且海量的新聞類作品和音樂作品,而他們對所需的海量作品根本做不到點對點授權許可,要使其使用作品合法化,同樣需要借助科學合理的授權機制和交易模式。因此,數字網絡環境下海量使用作品,仍然堅持點對點的授權許可方式,在實踐中就會出現著作權人忙于維權滿世界打官司,作品使用者窮于應對天天面對侵權訴訟的局面。而現行《著作權法》在應對海量作品需求的授權機制和交易規則問題上顯得比較機械、僵化。

      在現行《著作權法》的當下,由于缺失針對海量作品需求科學合理的授權機制和交易規則的制度設計,中國大多數新聞媒體和音樂公司都會處于要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只有經過每一個著作權人的點對點授權許可后才使用海量作品,如果做不到就應該關門息業;要么在未經著作權人點對點授權許可情況下,仍堅持繼續使用海量作品不息業,但必須隨時做好應對著作權人提起海量訴訟的兩難境地。

      在數字網絡時代,面對使用作品的海量需求,不能及時有效地建立科學合理的授權機制和交易規則,不僅將極大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而且不利于我國版權產業的健康快速發展。以音樂作品為例,據有關協會的年度報表反映,2016年,德國音樂演出和作品復制協會(GEMA)年度著作權許可收益11.68億美元,法國作詞者、作曲者和音樂發行人協會(SACEM)10.24億美元,英國音樂表演版權協會(PRS)8.08億美元,美國作曲家、作家和發行商協會(ASCAP)10.59億美元,(美國)廣播音樂公司(BMI)10.60億美元,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JASRAC)10.05億美元,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KOMCA)1.31億美元。而同期,作為擁有全球最大音樂市場、最多音樂用戶的中國,其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MCSC)則只有0.27億美元的著作權許可收益。當然,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較,在音樂產業方面產生如此大懸殊,其原因是復雜的,存在多方面的因素,但授權許可和交易規則制度建設不健全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之一。

      要突破《著作權法》的先天歷史局限,彌補后天的養份不足,不斷修改和完善其規則和規范是不能回避的。


      《著作權法》的修改和完善

      “《著作權法》的修改和完善永遠在路上”絕不是一個嘩眾取寵的時髦口號,而是由《著作權法》的實際功效和著作權的基本特點決定的。

      首先,從我國《著作權法》的實際功效看,其頒布實施,確實改變了新中國著作權保護的生態環境,全社會的著作權保護意識不斷提高,作品創作者的創作能量得到極大釋放,版權產業快速發展,司法行政救濟體系日臻完善,學術科研全面推進,國際應對日趨成熟,著作權保護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與此同時,我國的著作權保護在創造、運用、保護等方面還存在盲點和誤區,創新能力不夠強,成果運用不夠通暢、保護水平不夠高等現象還未根本改變。特別是侵權盜版現象還未徹底根除,我國從版權大國到版權強國道路還十分漫長。要解決我國著作權保護面臨的突出問題,不斷提高保護水平,修改和完善著作權法律制度是必然的選擇。

      其次,從著作權的特點看,相較于包括專利權和商標權在內的其他幾乎所有民事權利,著作權是一種動態權利,其權利內容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運用不斷變化而變化的。比如,英國1710年生效的全球第一部現代著作權法《安娜女王法令》,僅賦予了作者的單一作品(出版物涉及的圖文作品)的單一權利(出版物的重印權),該法頒布300年后的今天,隨著聲光電等技術的發展與運用,不僅極大地豐富了作品的種類、拓展了作品的傳播渠道,而且不斷增加了著作權的權利內容,就我國《著作權法》有關權利內容的規定看,其第十條規定了多達12+N項財產權,而這些權利的設定無一例外都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運用有關。而其他民事權利的權利內容則是相對穩定的,幾乎不受科學技術發展變化的影響。科學技術發展無止境,著作權法律制度的修改完善就不會停息。這也是在世界各國各地區,《著作權法》法律制度頻繁修改的重要原因。

      我國建立著作權法律保護制度的時間不長,其成熟度自然不會高,要充分發揮其鼓勵創造、促進運用、加強保護的作用,使其成為惠及廣大作品創作者、惠及廣大社會公眾、惠及版權產業發展,服務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法律制度,就應該根據不斷變化的國內、國際形勢進行不斷地調整和完善。因此,“《著作權法》的修改和完善永遠在路上”不應該只是一個話題,而應該成為一個社會現實。

      然而,《著作權法》的修改又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著作權是一個利益主體最多元的權利形態,不僅涉及作者和作品使用者的權利,而且涉及全體公眾的利益。著作權立法實際上就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權利博弈,《著作權法》修改則是權利再平衡。因此,在修法過程中有不同的利益主張,甚至激烈的利益碰撞是十分正常的。遇到矛盾和沖突,不能繞開問題走,更忌回避矛盾回到原點。《著作權法》修改是需要勇氣的,而勇氣是建立在社會共識上的,社會共識的形成是建立在社會廣泛參與基礎上的。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談論《著作權法》修改,同樣應該發揚改革開放的開拓精神,動員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形成合力。立法者要有擔當作為,秉承公開透明的民主科學精神,敢于善于聽取不同利益主體的意見和建議,特別是面對各種不同意見,不回避矛盾,加強協調溝通,注重利益平衡,立足解決實際問題,不以犧牲多數弱勢利益主體的合理訴求來滿足少數強勢利益主體的主張;專家學者要有學術堅守,以科學的態度,抓住著作權的本質,尊重著作權的運行規律,堅持法律規范的基本邏輯,討論問題、提出主張,不為利益所動,不受利益驅使,不輕易選擇單一立場,不為單一利益主體站臺背書,客觀公正地發表意見、闡述觀點,為修改法律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和交流環境,提供堅實科學的理論學術支持;權利人要有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在堅定維護其合法權利的同時,充分認識權利和義務這一矛盾共同體,權利是相對于義務而存在的,過度強調權利的絕對性,可能導致矛盾共同體的崩潰,權利也就無權利可言,像《馬拉喀什條約》這樣具有人權性質的國際公約就不會產生,社會的弱勢群體就得不到關愛,著作權的平衡功能也將不復存在,著作權保護制度就會走向畸形。作品使用者(文化產業或版權產業的代稱)要有必要的義務承擔,作者是文化產業的衣食父母,作品是文化產業的基本資源,沒有作者的創作就沒有作品的存在,而沒有作品,文化產業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空殼,作品使用者應該認識到《著作權法》的平衡功能是建立在尊重作者權利基礎上的,文化產業的發展不能以犧牲作者權利為代價,尊重作者的著作權應該是作品使用者必須承擔的基本社會義務。如果在《著作權法》修改問題上社會各界、各階層能夠達成共識,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合力,完成《著作權法》修改和完善就不應該是一件艱難的事。

      今天,具有主動、全面性的《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工作自2011年7月啟動以來已7年有余,而且已經進入國務院審議的階段。我們熱切期待修法工作借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東風,發揚改革開放的開拓精神,早日完成修法工作,使我國著作權法律制度再上一個新臺階。


      (作者系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政策法制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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